童工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暑期，也正是非法雇傭童工的高發期。近日，有媒體記者走入童工群體發現，部分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自愿輟學外出打工，他們認為“在學校是浪費時間”且不認為自己是童工；對于童工非法，家長們的法律意識也同樣欠缺，涉事用人公司的態度也很消極，認為“民不舉官不究”。諸多因素導致童工現象客觀存在。 
　　人類工業革命以來，童工現象就大量存在，這是對未成年人應有權益的公然剝奪。現代國家從法律上宣告童工雇傭非法性，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大成果。而我國2002年開始施行的《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明確指出，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或者個體工商戶均不得招用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禁止任何單位或者個人為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介紹就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八條則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人類文明的一大成果，是用社會分工的形式，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和與其生理心理特征相適應的權益。成年人負責養家，未成年人接受照顧和教育，為傳承家庭和文明做儲備。未成年人理應接受義務教育而非出門打工，這一作為常識的理念受到挑戰是因為各種僥幸心理和愚昧偏見的存在。 
　　“使用童工違法成本低”使一些用人單位鋌而走險。這些用人單位并非不知使用童工違法，而是心存僥幸，認為童工使用監管處于灰色地帶，只要不拿到臺面，違法成本會很低甚至忽略不計。出于成本核算和利潤考量，一些用人單位使用童工獲取超額利潤，追求短期效益的代價是犧牲了未成年人的成長教育黃金期。他們鉆了監管部門的空子，賺昧心錢的結果是令一些童工身心健康受傷害，他們把該接受教育的時間耗費在了工廠車間，他們以當下少得可憐的收入，換來的卻是未來前途命運的彷徨與未知。  
　　而部分家長和未成人自身對教育的短視和偏見，無疑也助長了童工現象的泛濫。小小年齡出門打工，賺工資補貼家用獲取一時好處，與讀書學習知識和學會做人，暫時沒有收入而且能否上好大學并不確定，孰優孰劣？是追逐眼前還是選擇未來？一些家長和孩子在貧困驅動下，選擇了對家庭有直接好處的輟學打工。近些年來，社會上“讀書無用論”泛起，特別是在貧困地區甚囂其上，某種程度上源于讀書立即改變命運的立竿見影效應在現實中很難找到鮮明案例。而一些地方不重視教育，讀書氛圍不夠，讓孩子早早進入社會，對教育改變中國特別是貧困地區的整體狀況選擇性漠視，只能陷入愚昧制造貧困的惡性怪圈而不能自拔。 
　　無論是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還是現代國家的治理常識，都要求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學校接受教育。做童工雖能緩解貧困家庭的燃眉之需，但很可能讓孩子一步錯而步步輸。童工現象大量存在，必然造成國家教育資源的浪費和未來人力資源質量的下降。事實上，對貧困家庭而言，沒有比教育更能改變家庭境況和未來命運的途徑。美國學者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與物質資本相對而存在的一種資本形式，它體現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的收入。而教育則是人力資本形成的重要的途徑，教育通過人力資本的形成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連續的作用。教育和培訓提高人口素質和技能，是增強貧困人口自身脫貧能力和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徑。教育還可以切斷貧困的惡性循環鏈，提高新生代農村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減緩當地貧困形勢和貧困代際傳遞問題。貧困地區和家庭，不深刻認識教育對扶貧的源頭作用，就不能從根本上切斷家庭貧困傳遞的惡性鏈條。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扶貧必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治愚”和“扶智”，根本就是發展教育。國家的政策善意要繼續釋放，就不能再讓學齡兒童變成童工，這是在透支個體家庭和國家的未來。非法使用童工現象屢禁不止，背后有用人單位的僥幸和監管部門的怠慢，必須加強執法力度，提高使用童工的違法成本，讓心存僥幸的黑心企業和用人單位付出沉重代價。同時，也要讓扶貧必先扶智的理念和做法繼續在農村生根發芽，強化義務教育落實，提升教育質量，暢通農家子弟上升路徑，讓所有孩子都能夠沐浴學習改變命運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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